前年4月28，朱一个人愣头愣脑踏上火车，25个小时坐到北京。我见到他的时候是第二天下午，在南门外47路车站，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上，来来往往的行人扰攘着挤过那个报刊亭。朱什么行李都没带，一个包都没有，手里只有一件刚刚脱下来的外套，衬衫的袖子挽起来，牛仔裤有一点皱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快步走过来，没有一点风尘仆仆的意思，好像就是刚刚从旁边的楼群里走出来要跟我会面一样。
那以后大约一个星期，我成了他女朋友，一直到现在。
那年正读西方文学史，艾略特说四月残忍，我始终没能明白。
异地两年，难过并不比快乐少，温情也不比寂寥多，可是如珍似宝依旧仿佛当初，对朝夕相伴的渴望一日甚于一日。前途依稀光明。
小纪。

北京四月总有那么几天的天气算是可人的。约丁宁小段李乔过来打球就恰好赶上了好太阳。和旧同学一起出了汗卖了力以后到药膳吃鲶鱼，开开玩笑聊聊天，觉得就是这段日子里最快乐的一个周末了。本科毕业以后周围换了一批人，大抵只分宅与学术两类，没有能玩儿到一起的，没有懂得怎么玩儿的。李乔说是因为不习惯玩，可我觉得玩根本就是一种天性，同吃饭睡觉有什么区别，难道还要去培养去训练，真是可笑。
健身房的踏板教练说他大学时偶尔到清华西门鸡翅开荤，常常见到一桌一桌清华的学生们，端着稿纸围坐桌边。我绝倒。果真如此，隔壁同志们可是丢尽了中国青年的脸。这样的脊梁，怕是到真该扛起一片天的时候都已经变成腐骨骷髅了。
胡扯开来，本科以后在p大的生活，最大的苦恼在于寂寞又无聊。仿佛自从南门外的老好九头鸟撤走以后，一切从前可以轻易得到的乐趣，也都跟着不知道溜到了哪儿去。如果朱在，我宁可去球场一下午一下午看他踢球的。可是身边谁都不在。除了好人娜娜，就连紫琳都难常见。真是无比寂寥。
上个星期二，金老师说，你五一又回家，为什么不在这里陪大家一起过节。我话在嘴边没出口：那个“大家”，是谁？